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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报头版:近20家受理企业涉半导体集成电路

2019-05-26 17:48:55 小猪猪 ITCN 分享

不诚信诉讼,罚款拘留或追刑责##########

原标题:不诚信诉讼,罚款拘留或追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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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本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却打起歪主意,伪造银行交易流水制造房产系自己购买的假象,或者谎称与他人存在欠款,试图利用诉讼将名下财产非法转移,以躲避与第三人的真实债务。

这样的不诚信诉讼在法院并不少见,部分当事人或代理人借诉讼之名,行不诚信诉讼之实。为提升当事人的合法维权意识,切实保护案外人利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涉不诚信诉讼现象进行了调研,提醒当事人应以诚信为本,进行虚假诉讼不仅无法获得胜诉,还将为此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立审执阶段均现不诚信行为

骆某与张某因房产纠纷闹到法院,骆某要求张某返还涉案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费等。让骆某没想到的是,张某在庭审中竟然说房子是他自己的,因此不需要返还。为了证明所言属实,张某向法庭提供了银行结算凭证及交易流水明细,并请李某出庭作证,坚称涉案房屋系自己购买所得。

骆某惊讶之余,递交申请,要求法院查明银行交易事实。随后,法院向相关银行调取了张某的账户交易明细,并查询了涉案汇款业务凭证,发现交易明细中不存在张某提交的汇款业务。此外,证人李某在出庭作证时曾称,当天张某曾向李某转账25万元,有转账记录。但经法官释明利害关系和法律后果后,李某改口称,其对案件事实记不清了,至于25万元的转账,是他为了给母亲治病而向张某借的钱。针对这种情况,北京二中院对证人李某予以训诫,并在生效判决书中如实记录,对当事人张某作出罚款5万元的决定。

“这样的案件很有代表性,我们调研后发现,不诚信行为在‘立、审、执’阶段均有体现。”北京二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许英介绍,不诚信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谋求不正当利益的主观动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弄虚作假、滥用诉权,骗取法院有关司法文书,蒙蔽法官采取某种司法措施,或逃避生效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包括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不诚信诉讼在立案阶段表现为主体资格或委托代理手续造假、隐瞒仲裁协议或协议管辖约定等,其目的是为了规避管辖、成功立案;审判阶段主要是原被告虚构债务“手拉手”调解、提供被告虚假地址以促成缺席审判或当事人隐匿、伪造证据,此外,滥用管辖权异议、申请非必要评估鉴定也是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的主要方式;执行阶段则主要表现为被执行人通过离婚、移转不动产登记等各种途径隐匿和转移财产,弱化履行能力,或通过假意执行和解等拖延执行时间等。

虚假诉讼标的额普遍比较大

除了不诚信行为在诉讼各阶段都有涉及外,虚假诉讼案还存在标的额普遍较大的特点。

此前,北京二中院收到赵某诉北京某公司及其关联方共5人的股东出资纠纷诉讼,要求解除各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并返还赵某的投资款约1亿元。立案阶段赵某即提出双方有调解意愿,希望诉前调解,应原告请求,法院将案件导入相应机构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5被告均委托了同一位代理人,并称该代理人为5被告实际控制人的亲属,调解结果为被告对原告所提诉讼请求全部认可,并承诺还款。

调解协议达成后,法官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并依职权进行了审查。不查不知道,一查现猫腻。法官调查后发现5被告的所谓代理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理条件,且被告之一的北京某公司已在其他法院进入破产清算阶段。经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联系,管理人称该公司账目多有问题,存在多笔虚假债权,管理状况恶劣。经反复询问,赵某表示如不能出具调解书,其将放弃诉讼途径。据此,法院依法对该案不予出具调解书。

“在二中院处理过的涉不诚信诉讼案件中,涉及虚假调解、伪造证据的案件标的额为几百万元到上亿元不等,标的额普遍较大。”许英进一步解释说,大标的额不诚信诉讼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涉案标的物本身价值较高的大标的额案件,如房屋买卖合同案件;另一类为当事人虚构高标的额案件,如原被告为实现转移财产的目的,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时,签订的股权转让、民间借贷等各类合同。

此外,不诚信诉讼在某一时间段内围绕某一特定区域或某一当事人集中发生,也是该类案件较常见现象。“如涉区域性拆迁案件中,大量拆迁区域当事人向法院提起分家析产等诉讼,此类诉讼中当事人家庭成员间没有实质争议,仅希望通过判决得以分户,从而多得拆迁补偿款。”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祁哲洋举例称,如某一当事人债务状况恶化时,法院通常会收到与之有关的大量诉讼,其中可能会有部分案件为双方恶意串通,以帮助债务人转移财产的情况。

法律有规定法院有应对机制

为什么总有当事人进行不诚信诉讼?“说到底,还是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觉得私下各方只要说好,法官就不会发现。但事实上,法院有一套制度和体系,专门应对不诚信诉讼。”许英表示,在北京二中院,立案阶段主要采取了诚信引导和信息共享两项主要措施,对当事人提示在立案、审判、执行等诉讼活动中可能遇到的诚信风险,并列明相应法律后果,要求起诉人签署诚信诉讼承诺书,部分案件以接待笔录的形式将当事人陈述予以书面记录,防止当事人在立案和审判中作出矛盾陈述。

立案人员在立案阶段发现不诚信诉讼问题后,会第一时间向涉案庭室通报进行提示,对于在其他法院存在相关诉讼以及在不同法院重复诉讼类案件,及时与相关法院沟通联系,充分发挥信息共享效用。

此外,法官也会通过关键节点审查识别案件风险,比如审查当事人主体资格及委托代理手续的真实性,防止假冒他人进行虚假诉讼,关注主管和管辖证据的真实性,防范当事人伪造证明案件连接点证据、隐瞒仲裁条款等情形。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诚信诉讼不是小事,打击相关行为是人民法院案件审理工作中始终重视的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也有明确规定。”许英介绍,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伪造、毁灭证据,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逃避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此外,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实践中常见的民事虚假诉讼手段均纳入了刑法范畴,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司法实践中,不诚信诉讼可能构成的罪名有虚假诉讼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诈骗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等。伴随司法公开力度的加大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不诚信诉讼除可能造成金钱损失和自由丧失外,还可能会在诚信记录上永远留下污点,影响日后正常生活。

“拒绝不诚信诉讼,需要法院、当事人和代理人各方的共同努力。”祁哲洋提醒,当事人在寻求帮助过程中,如遇见有人称“我可以帮你赢”“我在法院有人”等类似情况,不要轻信,以免上当受骗。此外,如果“代理人”有造假意愿,并称可以通过造假胜诉案件时,当事人一定要明白诉讼中假证据、假陈述很难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经发现,必受处罚,“为自己和家人考虑,切莫对不诚信诉讼手段抱有侥幸心理”。

对于诚信诉讼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债务状况恶化的情形下,应及时跟进了解其涉诉信息及关联方动作,及时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避免对方通过各种途径拖延诉讼、转移资产。在发现对方伪造证据或恶意串通情形时,及时向法院反馈,便于法院更为全面的掌握案件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记者 徐伟伦 实习生 曾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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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报头版:近20家受理企业涉半导体集成电路数博观察(一):智慧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

原标题:数博观察(一):智慧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

2018年12月,人民日报用整个版面探讨了这样一个话题:如何建设智慧社会?

进入2019年后,围绕“智慧社会”的讨论越发频繁,探讨的方向也开始从概念定义走向应用落地。正在进行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智慧城市”预料之中的成为分论坛的议题之一。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在这场关于“智慧城市”的论坛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并给出了可行性的答案。

什么是智慧社会?

就学术的角度而言,智慧社会将是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

确切地说,智能化浪潮催生了智慧社会的概念,当小学生们都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在逐渐逼近新一轮变革的临界点,社会形态将进行系统化演进,进而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

早在2006年的时候,新加坡就启动了“智慧国2015”的蓝图,2014年又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尝试建立覆盖全岛的数据收集、连接和分析的基础设施,在了解、预测公民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2012年9月份,韩国正式发布了《智慧社会和智慧韩国的未来战略》,被视为建设智慧社会的冲锋号,聚焦于人工智能、VR与AR、无人驾驶、轻质材料、智慧城市以及精密医疗、碳资源化、雾霾治理技术、生物新药。

到了2016年前后,德国、英国等也开始推进智慧社会的建设,无外乎数字经济、数字化政府、智能交通、网络安全等模块,“智慧社会”逐渐成为全球性话题。

而为何要推动社会的智慧化,或许可以在一个小案例中找到答案。

2018年9月中旬,超强台风“山竹”在澳门登陆,暴雨狂下不止、多区树木倒伏、高楼大厦微微晃动,随后海水抬升涌入澳门市区,低洼地带几乎成了泽国。但在整个台风过境期间,澳门的电力供应几乎没有中断,哪怕是被水浸而被迫断电的地区,也在灾后迅速恢复了电力供应。

原因在于,2000年澳门就开始实施配网自动化,2007年采用数字化变电站进行智能升级,接下来逐步打造出技术先进的智能电网。结果就是,澳门电力系统的可靠性指标一直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平均服务可用指数为99.9998%。

仅仅是居民用电的一个场景,智慧社会的诱惑力可见一斑。

转型的四个挑战

智慧社会的转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

拆解出来可能有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诸多细分领域,也存在各自不同的问题。可回到智慧社会的大生态中,透过中科院院士梅宏教授在数博会上的演讲,在整个社会体系被重构的前夜,还需要先解决四个方面的挑战:

1、应用需求。

智慧社会关联性最大的可能是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可终究还要从数据的维度来解决问题,其中最棘手的可能正是大数据的应用需求。比如5G将让数据的分布和流转发生根本性改变,数据的量级和维度更大,已经出现了指数级增长的态势。传统计算机处理的IO机制是以处理能力为核心的,还需要以数据为核心的运算机制。

2、思维创新。

几年前的云计算还是个新事物,当下却出现了从云到边的转变,云端融合的新型计算不断出现。这就需要人们以新的视角思考数据的价值,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应该形成基于数据建立概念、解决问题、最初决策的思维方式,掌握数据获取、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结果导向的基本技能,至少要让思维创新跟得上计算方式的创新。

3、基础通信。

5G可以说是整个科技圈最热的词汇,大带宽、低时延的优势被屡屡提及,正如梅宏教授所思考的,5G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套路,在理论上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基础器件上也有更多的可能性,就像面临大数据高性能、高时效、高吞吐的极端化现象,就需要高通量的芯片、可视化的设备等等。

4、数据治理。

数据一方面是基础性战略资源,驱动智慧社会运转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有面临数据孤岛、割裂、断层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涉及数据治理的问题,包括数据确权、数据质量、数据开放共享与流通管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但目前数据治理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仍是一项涵盖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技术支撑的复杂工程。

所幸,整个社会都会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黎明前夕的探索

所有的革命都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智慧社会也不例外。

仅仅在“效率 决策 洞察--5G+大数据推动智慧社会数字化转型论坛”上,就看到了各种创新性的尝试。

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越引用了“数据洪流”的说法,即数据不是存量有限的石油,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洪流”,并为此提出了“数据价值观”的理念:

一、要坚持数据为人类造福,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数据利用要担负必要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善社会民生;
三、数据发展需要权衡和共治。

与之对应的,联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平台智能、运维智能、算法智能和安全智能四个智能中心,融合2000多个节点的数据量,采用了多种数据溯源和加密算法,并将数据的基础能力在5G的助力下应用于金融、文旅、政务等多个细分场景。

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的腾讯,也在推动智慧社会的进程。

一个礼拜前的腾讯数字生态大会上,“一部手机游云南”成为腾讯力推的应用案例。而在贵州的数博会上,腾讯云副总裁葛燄详细介绍了腾讯的“旅游大脑”,将景区大数据、游客大数据和管理大数据融合,打通用户的数字身份体系、商家的诚信体系,建立起一个智慧化的文旅产业运行的统筹调控体系,最终解决旅游时的各种乱象。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则在演讲中提及了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一个是《泰晤士报》的报道,除了饭盒、布兜等传统的乞讨工具,济南的乞讨者已经开始在饭盒上贴一个二维码。因为过往的行人已经很少有人带现金,就连乞丐也开始在大浪潮下选择拥抱移动支付。

另一个是生产“数字化轮胎”的中策橡胶,通过在轮胎里嵌入传感器,可以实时告诉车主橡胶是不是老化,有没有爆胎的可能,从单纯地销售轮胎开始向服务转型,在传统效益接近天花板的时候,找到了新的增长空间。

可以看到,从个体到企业再到组织,无不在向数字经济主动靠近,这个过程中注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能给出各种可行性的答案。或许梅宏教授提出的“挑战”还没有最优解,却有理由相信,留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写在最后

中国信通院曾公布了这样一份报告: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31.3万亿,同比增长20.9%,占GDP的比重增至34.8%。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0.9万亿,约为整体数字经济的79.6%。

当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社会支柱的时候,“智慧社会”已然不再是一种概念。

特别是在5G即将普及的当口,智慧社会可能已经到了新的临界点。林立的烟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不需要跑断了腿才能办成一件小事、无须再担心地沟油和食品安全……或许还有一些时间需要等待,但每个个体都将是红利的享受者。

编辑:小猪猪